“现在公益基金运作情况如何？”陈文浩在谈今的正题前，先问了戴玉倩一个问题。
“基金迄今运行已有半年，目前和三十五所高校，两百六十多所高中建立了合作关系，主要合作方式是成立奖学金和定期的主题讲座。”
“另外，基金已经设立了一个全国范围内的优秀翻译作品奖，去年底顺利评出邻一届，三十多人获奖，发出去一千多万元奖金，在业内造成很大影响。”
“比较有特色的是我们的主题讲座，基本由集团的技术专家主讲，介绍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未来的发展趋势和影响等内容。尤其在中学里很受学生欢迎，学校也比较支持，认可对学生的报考专业有帮助。”
戴玉倩对企业公益基金的确很上心，数据和情况开口就来，“目前资金很充裕，主要问题在于人手严重不足。负责外联和实地考察的团队成员不够用，能做主讲的技术专家也忙不过来。”
陈文浩摇摇头，“恐怕不仅这个问题吧。听国内那些外国语学院对公司的基金很抵触？”
戴玉倩苦笑，“有这样的情况，有几家连我们的奖学金都不愿要，主要是学生的抵触情绪，尤其是高年级的学生，卡助理软件的普及对他们的就业影响比较大。”
罗亮插了一句，“我看新闻，去年开始，报考外语专业的学生少了五成，很多学校的外语院系都在缩减。”
戴玉倩给予确认，“的确如此，综合类大学的情况要好些，外语院系的课程调整增加了不少商贸或文秘的内容。比较专一的外语类学院受到的冲击就比较大，很多排名下降得厉害。这也是这些学校抵触我们的另外原因。”
陈文浩听到这里，用手重重地拍了下桌沿，“问题就在这里。前一段时间我精力主要投注在太空业务上，现在空下来再仔细想想，我们这个公益基金的方向发生了偏差。”
他身体前倾，双手手肘撑在桌上，“本来是想缓冲人工智能技术对社会的冲击，缓解公司的舆论压力，但现在整体看起来，效果一般。要缓冲的没怎么缓冲到，有怨气的还在持续增长。”
戴玉倩欲言又止。
陈文浩对她笑笑，“别急，我不是怪你，有问题的主要原因也在我，一开始设定的方向就有偏差。靠修修补补，靠恩惠，对被触及到根本利益的群体来，没用。”
他继续着，“有句话得好，你永远叫不醒装睡的人。就像当初机器生产的出现，摧毁了手工作坊；计算机的普及，改变了几乎所有行业那样，人工智能的实用化，带来的冲击恐怕更大更凶猛。就像卡软件的推出，让外语沟通失去了专业门槛。这让一部分人受到了损失，可是对绝大多数人来，却减少了沟通成本。这样的变化就没错。”
“实际上，我们不做，其他的国家其他的公司也迟早要做。与其被动接受，主动权为什么不掌握在自己手里。之前我想着应该对受损的群体一定补偿，现在我发现错了，应该是把受益的群体扩大化，才是正确的方向。”
戴玉倩有些疑惑，问道，“我有点理解你的意思了，有道理，其实我们团队也有类似思考，计划下一步将重心下移到初高中阶段，加大这个阶段的奖学金力度，多做普及教育课程。但是像人力资源不足等问题，短期内很难解决。”
罗亮也笑着表达看法，“这个应该属于幸福的烦恼吧。主要还是我们公司的技术和产品太给力了，借用网上的评论，我们就是一家黑科技公司。”
陈文浩摇摇头，“现在还能算幸福的烦恼，但以后呢，如果放任不理，烦恼会越变越大。所以我一直在等一个契机，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现在，这个契机已经出现了。”
“陈总是指，这个虚拟投影的产品？”罗亮有点迟疑，不确定地问。
陈文浩向他竖起一个大拇指，点头道，“没错！”
见对面两人都面露疑惑，陈文浩提了个问题，“你们看为什么很多人要让孩子来大城市读书？学区房又为什么这么贵？”
被问的两人互相看了眼，由戴玉倩回答道，“教育资源不平衡？”
没错！陈文浩接过话头，“正因为教育不平衡，所以大城市有更好的硬件设施，更好的师资力量，更多的对外交流渠道。所以，排除特例，客观地来，城市的孩子在综合素质和眼光阅历方面，要比在村镇县就学的孩子领先。”
戴玉倩回应，“这个很正常吧，全世界其实都一样。欧美国家也有学区房的概念，好学区内的房价也会比周边房价高出一大截。国内只是表现得更明显一点，根本原因还是教育资源的不足。”
“可是如果有这样一个产品，可以让偏僻地区学校的孩子也能得到名师的课程教导，体验各种科学实验，游览世界着名景观，体验各国风土人情呢？而且对学生还能进行互动管理，比如朗读的口音不对，会长一遍遍纠正。数学题算不出来，会一步步讲解。学生有不懂的还可以随时提问，只要是数据库有的内容都能获得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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