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曲卓的认知里，七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差不太多。国内一直于物资供应短缺的状态，尤其是工业品，想买点什么都不容易。
但实际情况与他的认知是有出入的。
像上海牌手表、红灯牌收音机、蝴蝶牌缝纫机、凤凰牌自行车等名牌商品，因为产量有限确实稀缺。
稀缺到有些东西兜里揣着钱和工业券都买不到，还得有“手表票”和“自行车票”之类的特殊供给票才有资格买。
与此同时，其它品牌的收音机、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大点的供销社和城里的商店里都有卖。
而且，价格比名牌货还要便宜一些。
这些“品牌”大多是三线建设后出现的区域性的小牌子。想买的话，不但不要特殊供给票，需要的工业券也相对较少，甚至直接用钱就能买。
按说这年头的人，大多更看重经济性和实用性，管你什么牌子呢，便宜耐用就行。
但问题就出现在了“耐用”两个字上。
原料差、工艺差，装配差，是绝大多数三线品牌的通病。老百姓可以不在乎牌子，不在乎外观，但真金白银买回家的东西用不住，绝对是无法接受的。
除非家里条件实在不允许，又确实有需求。不然，那些三线牌子绝对是次选，甚至是次次之选。宁可买大牌子的旧货，也不买那种除了看着新，几乎一无是处的新货。
入冬后结婚的多，绝大多数人家就算凑不齐三转一响三十二条脚，也想尽量办法弄个几样，显得体面些。这导致工业卷的黑市价格水涨船高，各种“票”更是求都求不到。
马向芳、钟海和李爱国出去转了一圈。有需要的人家听说上海牌手表和红灯牌收音机有钱就能买到现货，还给送上门。满意的话当场钱货两清，哪有不同意的道理。
曲卓去吃了顿饭的功夫，两台收音机和五块手表就已经卖出去了。还有好多人家钱不凑手，或者已经换成工业券了。一边叮嘱马向芳仨人把东西给他们留着，一边急火火的凑钱，或者想法把买来的券再卖出去。
马向芳的小本本上记着，眼下想要收音机的有七家，想要手表的有二十多家。还有不少人打听能不能弄到自行车和缝纫机的。
说实话，这钱实在太好赚了。比如手表，相当于用几十年后的八十块钱，换现在的二百一十块钱，简直就是抢钱！
问题是，曲卓不敢往大里整。
如果在大城市，兜售一圈就销声匿迹，就算有人想查都费劲。但长岭太小了，马向芳仨人根本藏不住身份。
一旦有人眼红或者使坏举报怎么办？
那四个货虽然倒台了，但投机倒把的罪名还在呢。就算出事了“干爸”能压下去，解释东西的来源也是个麻烦。
算了，赚钱的机会以后多的是，够吃够喝就行了，不必那么着急。
曲卓默默安抚一下躁动的心，没好气的问马向芳：“你是不是当别人都是傻子，有钱自己不会赚？”
这话犹如一盆冷水，浇凉了马向芳发热的脑袋。可不是嘛，谁傻呀，用公价把东西给别人，让别人赚差价。
“那，那这……”马向芳磕磕巴巴 ，想说你这不是搞到了嘛。
“这不快年底了嘛。我爸一老朋友的单位弄了点计划外物资，打算卖了发福利。我碰上了，人家为匀给我一点，算是还了当年欠下的人情。我本来不想要的……”曲卓真事儿似的“解释”了一下来龙去脉。
“嗨~”马向芳彻底没了精神：“我还以为你从刘忠手里弄的呢。”
“嗯，刘忠都成活菩萨了，白给你钱孝敬你。”曲卓一脸嘲讽。
“得~哎呀……”马向芳垂头丧气的坐炕沿边，拿起数了不知道多少遍的钱磨手指头。
“钟海和李爱国呢？”曲卓问。
“煤场主任儿子要结婚，用三吨煤换咱一块表。他俩把表送去了，一会儿押着煤回来。”
眼下煤大概七八十一吨，关键是正常买需要煤本或者购煤票，一块表换三吨算占了便宜。
估摸着下半夜一点多，外面响起“喔喔驾驾”的吆喝声，车轴的吱吖声和大牲口哼哧吭哧的鼻响声。
曲卓和马向芳披着棉袄出去一看，一辆双骡子拉的大车，在车夫的驱使下正往知青点来呢。车后面还跟着俩人，看身形就知道是钟海和李爱国。
不过，俩人走道好像一瘸一拐的。
马向芳回屋拿手电，再出来时骡车已经到院门口了。打开手电一照，钟海和李爱国俩人垂头丧气的，满身满脸的煤灰，身上还能看到大脚印子。
钟海右眼泡肿的老高，李爱国腮帮子也鼓着，还瘸着腿，一看就是挨揍了。
“怎么弄得？”马向芳问。
钟海和李爱国不等开口，赶车的就不耐烦的催促：“赶紧的，卸车。”
“他们太欺负人啦。”李爱国哇的一声就哭了，抹了大鼻涕指着赶车的喊：“他们连两吨都没装上。我们理论，他们打人，还说要举报咱呜呜呜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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