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屏摆手道：“人老了吃得也少，何况今日想必日新正要忙碌，老夫就不打扰了。对了，一应关防大印等物皆在值房之中，日新可派人检点，若有什么缺漏，趁着老夫还有三日工夫，可随时派人来老夫家中询问。”
这话也就一说，哪个首辅交接会把这些事给漏了？高务实也只是随口应答。
二人随即离去，高务实则亲自相送，不只是送出内阁，而是直接送到东华门口。王家屏与梁梦龙再三相劝，他才站定，而后又等两人的绿尼大轿走得几乎看不见了，高务实才转回内阁。
东华门这种交通要道，什么消息都传得快。即将履新的高元辅如此礼仪备至相送卸任的首辅、次辅，自然也是可以获得好名声的——否则高务实做这一出干甚，送出内阁本就够了。
越是身居高位越要重视礼仪，以期保持一个良好的名声，这是在中国当官的基本素养，高务实自然是有这种素养的，也肯定会去做。
随着王家屏与梁梦龙的离去，回到内阁的高务实并没有去王家屏的首辅值房，甚至连看都没有多看一眼就回到了自己的值房。
不是他怠慢交接，而是朱翊钧命他继任的诏书还没下来——回复辞任的朱批当然快，但司礼监新写一份任命再走流程加盖玉玺什么的，那显然麻烦不少，所以就慢了。
再说，他自己也还没有完成和皇帝之间的“三请两让”，这个时候就去王家屏的首辅值房，未免显得他太不淡定了，好像迫不及待要做这个首辅似的。
于是高务实就在自己值房中写了一封条陈，然后把熊廷弼叫了过来，让他拿去找钟兆斗。
找钟兆斗自然是为了药膳案的调查一事，换言之就是把和朱翊钧达成的协议落实一下。虽说国本之争的根源在于文官集团要强迫皇帝认识到皇权有所限，儒制不可违，但高务实并不担心说服不了百官。
原因很简单，他早在前次与皇帝交换意见的时候就已经商量好了对郑皇贵妃的处罚：去掉“皇”字，由皇贵妃降格为贵妃。
“皇贵妃”被视为“副皇后”，相当于明确为后宫的“常务副”，一旦皇后空缺，这皇贵妃可以轻易“升格”为皇后。所以，她的儿子地位也非常尊贵，几乎等于皇太子的“常务副”，某种程度上相当于皇太子之后的第二顺位继承人。
但是，贵妃就没有这种特权了，虽然也很尊贵，但不会被视为什么“副皇后”，其子也不会被视为皇太子之后的皇位第二顺位继承人，而只是普通皇子之一。
也就是说，在王皇后有嫡子朱常灏的前提下，按照大明朝的习惯来说就是这样：
郑妃为皇贵妃，则朱常洵理应为朱常灏之后的皇位第二顺位继承人，这是“以其母贵”，而朱常洛这个庶长子则只能排在第三；
郑妃为贵妃，则朱常洛为皇位第二顺位继承人，朱常洵为皇位第三顺位继承人，这就是单纯以长幼顺序来论了。
高务实现在态度超然，因为他在国本之争中的立场一直都是“等皇后产下嫡子”。现在皇嫡子朱常灏已然平安渡过婴儿刚出生后最危险的那段时间，此后除非真出现什么天降厄运，否则高务实有信心保护这孩子长大成人。
而皇帝本人对于国本之争也头疼了很多年，现在又出了药膳案这档子事，他也觉得再拖下去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因此这回也下定决心，就立朱常灏了。
在这种情况下，高务实以拿掉郑皇贵妃头衔里那个皇字为目的，将她和朱常洵母子二人都剥夺掉政治特殊性，那也就维护了儒家所谓的纲常，自然就足以说服百官。
至于朝中有些激进官员在奏疏中说得好像不杀郑妃就要天下不安这种情况，高务实就更不担心了。这些人跳得高从来都不是因为他们真心觉得不如此就会亡国，而只是因为他们地位不高、资历不足，只能以此来搏名声。
虽然这种人往往都是科道言官，但高务实根本不怵——他现在功冠当朝，文功武勋无人可及。在文官中他是实学派党魁，在勋贵中他是各家财神，在武将中他是军神在世，再加上一如既往的圣眷独隆，他凭什么要怕言官？
他现在就好比《孙子兵法》中所说的“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他已经先做到了满朝上下没人能击败他，只有他去击败别人的份。在这种情况下，言官毕竟只是想搏名，又不是单纯想找死，自然也不会找他当目标……巴结他还来不及呢。
后果问题不必担心了，但是如此快速断案总得有个原因，不然面子上到底还是过不去的。不过这个问题刚才高务实从乾清宫返回内阁的路上就已经想到了办法——废物利用一下。
这么说可能有点对死者不敬，但是没办法，高务实就是要利用一下刚刚自尽不久的司礼监首席秉笔、东厂提督王安。
按照高务实写给钟兆斗的条陈，事情的“真实情况”是这样的：王安从外界获悉了一种所谓的药膳方子，据说是可以让人延年益寿。王安拿到药膳方子之后被郑妃得知，郑妃于是喜滋滋地拿来进献给皇帝，并且在翊坤宫命人熬制这一药膳给皇帝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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